21世紀經濟報道 縣委書記辭職信、副縣長辭職信……大概沒有哪份職業,能像公務員這般,一封離職信都能成為網絡熱門事件。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十八大以來出台的“八項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幾輪巡視等,催生了公務員新焦慮症,第三波公務員離職潮已經到來。公務員離職潮真的到來了嗎?是個別現象引發關註,還是公務員這一職業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通過梳理部分地區離職公務員近年的數量變化,採訪數十名不同工齡、崗位的廳、處、科級公務員發現,大多數體制內人士認為,公務員離職潮遠沒有到來。部分地區數據也顯示,2013年公務員離職人數和前幾年並無大的變化,有副廳級幹部表示,“只有到權力真正關進籠子里,且市場真正發揮作用時,才有可能出現離職潮。”
  在已經離職的人群中,不滿足工資待遇是公務員離職的首要原因,其次則是晉升渠道狹窄。多位官員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八項規定”和反腐並非當下部分公務員離職的主要原因。
  另外,公務員離職人群主要集中在80後基層男公務員,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又有專業技能的;在體制內人看來,離職的多是有能力的,離開後很多人收入翻10倍以上。
  同時,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通過採訪公務員,以及熟悉公務員相關改革政策制定的專家,對這份職業的未來改革趨勢和期待進行瞭解讀。
  真正的“離職潮”遠沒有到來
  越來越多獵頭公司開始收到公務員的簡歷。
  據武漢媒體報道,今年11月份,多位獵頭公司反映,收到多例公務員主動向獵頭公司投遞自薦信,這是往年少有的。
  “很可能,某一天我突然就辭職了。”中部省份一位正處級公務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句話他今年已經說過不下三次。
  近兩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熟悉的明確表示有辭職想法的處級幹部只是個位數。而反覆提及要辭職的省市縣鎮科級基層公務員,已非常普遍。
  2013年以來,媒體上不時出現公務員辭職案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原副局長黃力群轉投律師事務所,廣州公安局政治部原人事處處長陳偉才出走格力電器任副總裁,杭州金融辦原副主任俞勝法加盟阿裡巴巴,國家質檢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陳熙出任360公司任副總……這些公務員“下海”的案例也因媒體的報道而備受關註。
  2013年7月,四川省石寶鎮副鎮長趙光華的辭職感言《我為什麼要辭去副鎮長職務和公務員身份》在網上引發熱議。
  2014年2月,合肥前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周大躍的辭職,更是引發公務員圈內一場不小的震動。
  11月中旬,岳陽市原平江縣委書記田自力公開發表《寄語平江,祝福平江》的長文,提出主動辭職,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廣為傳播。
  媒體輿論稱當下出現了繼1992年和2003年前後的第三波公務員離職潮。那麼,這波離職潮真的來了嗎?潮勢如何?
  在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的數十名公務員中,中部省份處級及以上幹部均表示,“離職潮”遠遠沒有到來;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也表示,偶有認識的人離開,身邊大多數人有離職想法卻少有人真正遞上辭呈;少數85後基層公務員表示,一起入職的已陸續有人離開。
  每一年全國公務員離職人數到底有多少,目前尚無公開數據。《人民日報》報道稱,2015年國考報名工作於10月15日啟動,招錄人數在2.22萬以上,創歷年新高。今年公務員職位依然是許多有志青年的人生嚮往和理想工作。
  11月30日,中部某“985高校”的應屆碩士畢業生劉陽(化名)將第二次參加公務員考試。2013年,劉陽為了讀研從內蒙古某地級市直屬機關辭職。一年後,他選擇再次進入公務員系統。
  “市級及以上單位工作比較穩定且壓力不大,我還是比較適應這種工作環境。”劉陽並不避諱研究生學歷對於晉升的優勢,“研究生一進去就是副科級,本科生進入可能需要二三年,有的甚至得花上5年。”
  劉陽還提到,他所在的單位工作流動性很低,工作一年期間沒有辭職的。“我估計是第一個。”
  以武漢市為樣本觀察,《長江日報》報道顯示,2013年武漢共有23位公務員辭職,約占全部公務員比例的0.05%。一個跟輿論相左的數據是,2013年離職人數,比2012年減少了9人。武漢市人社局人士表示,近幾年武漢辭職公務員人數都維持在30人左右。數據顯示,2013年公務員離職人數是低於前幾年的。
  據合肥在線報道,合肥市公務員局數據顯示,近幾年來,合肥市辭職的公務員前後一共也不過9人,且大多數是由於身體狀況等原因而辭職,“合肥市公務員隊伍依然較為穩定”。
  2014年初,廣州人社局局長楊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每年都有極個別的隱退,並不存在“潮”的情況,另外當下公務員報考規模和往年差不多。
  “根本沒有什麼離職潮,更沒有人會為了‘八項規定’辭職。”中部某縣縣長張江(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進入公務員系統20餘年,曾先後在幾個地市組織部門工作。“那些天天叫喚‘因為八項規定導致公務員離職潮’的,是既得利益群體最後的掙扎。”他堅稱,公務員離職潮短期內不可能到來。
  另一位中部省份的副廳級幹部也表示,當下不可能出現公務員離職潮,離職的只是個別,他所接觸的廳處級幹部中,暫未出現離職現象。他分析,1990年代因為改革的力度大,市場搏擊空間比較大,所以有一批公務員下海,而現在就業形勢並不好。
  “只有到權力真正關進籠子里,而且市場真正起決定性作用時,才有可能出現離職潮。”他判斷。
  離職公務員特點:80後基層男公務員最多
  輿論公認的,中國此前出現過兩波官員下海的熱潮:第一波發生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媒體報道稱,1992年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第二波則集中出現在2002-2003年,即國企改革和中國加入WTO後。
  那麼這一波輿論中所謂的“離職潮”的特點如何?
  2014年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接觸的各層次“有辭職想法”的公務員中,真正離職的只有兩位。兩名都為男性,85後,工作三年左右,分別在西部省一級司法系統和西部地市公安系統。
  但是,真正離職相對較多的卻在東部地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瞭解多地離職情況發現:首先,從地域上來說,廣東、江浙等沿海發達地區,公務員離職比中西部內陸地區要多;其次,從性別上來說,男性離職比女性多。
  另外,從專業領域來看,專業性較強的部門,比如司法、金融、財稅部門等專業部門,以及跟企業打交道較多的招商部門等,比一般行政部門要多。
  最後,從工作年限來看,80後,特別是85後,入職2到8年的人數居多;70後有少數離職,60後極為罕見。
  武漢市人社局的官方數據顯示,以基層公務員為多、男性多、入職3年內的多、公安的多。離職去向方面,有讀研深造的、有出國留學的、有去企業的。
  據《楚天金報》報道,2014年獵頭公司收到的20名武漢市公務員求職者簡歷,分別來自位於當地的銀行監管部門、稅務部門、商務部門、城市規劃部門、檢察院、人社部門等。其中16名為男性,占八成;科級公務員占八成。
  “真正咬牙走的人,幾乎都是能人,是能在社會上混得好的人。”上述在組織部門工作多年的縣長張江分析,當下就業形勢不好,出走的一般是綜合素質較高,自信能過得更好,也是不會天天抱怨要辭職的人;另一種就是85後剛畢業的年輕人,不知道生活艱辛,想換一種生活方式;極少一部分是因為多種原因實在混不下去。
  湖北一位地級市組織部門人士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分析,在中西部地區,官本位思想比沿海地區更重一些,“學而優則仕”很自然;另外內陸地區民營經濟活力有限,提供的就業崗位不多;再者,公務員收入在小城市和其他行業也不會有太大落差,所擁有的辦事便利度以及其他醫療教育福利,均可以讓其生活得很安逸。
  而在沿海地區,思想略開放,經濟活躍度較高,創業的機會和誘惑多,就業崗位也多。當下媒體報道中的官員辭職事件,也大多發生在北上廣發達地區。
  離開原因:收入少+心傷透
  近兩年網絡上傳播著很多公務員辭職信,每一封都是一可讀性強的故事,包含官場(職場)、勵志、厚黑等多重元素,其主線就是“我為什麼要辭去公職”。
  其原因總結來看,用網傳段子來說,辭職無外乎兩大原因,一是錢給少了,二是心受委屈,公務員職業也無例外。
  以備受關註的“副鎮長”辭職事件為例,當事人趙光華稱“在我的價值觀里,工作無非是謀生的手段,要麼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水平,要麼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或者更好的是二者皆有。而我呢,兩者都沒有實現!”
  他還“吐槽”說基層工作壓力大、收入低、工資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還得靠父母接濟養家糊口。
  今年1月,上海《解放日報》一篇名為《80後公務員辭職引熱議,自稱7年碌碌無為是loser》的報道引發廣泛關註。在這篇報道中,辭職者稱“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係是‘領導加同事’。而人生卻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深深感覺到自己是loser。”
  從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的情況來看,離職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過低。湖北某省直單位一位處長表示,2014年9月份以前,每個月扣除各項費用後,到卡工資不到4000,現在工資剛有新調整。
  即使是選擇再次進入公務員系統的劉陽,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抱怨“之前3800塊每月的工資比較低”。而根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多名基層公務員反映月收入5000元左右,甚至更少。
  “八項規定”的推出,以及公務員福利的減少,對公務員辭職的影響幾何?大多數公務員認為,其非主因。張江表示,因八月十五不發月餅這種福利減少就辭職的人,出去到哪個行業都混不好,這原因本身不成立。
  一位廳級幹部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之前有“我爸是李剛”,現在也有“我爸是市長”,福利減少是看得見的,不過仍有很多隱性的福利和特權存在,這說明現在還沒有真正從制度上來約束官員。
  晉升通道狹窄,人為不可控因素過多,是公務員群體反映的辭職第二大原因。
  “如果真離職的話,那是因為心傷透了。”一位表示有離職想法的縣長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媒體公眾應該多關註下公務員晉升機制和地方政治生態。
  他表示,如果當地政治生態,讓人的價值實現沒有指望,真正傷透心,可能會選擇離開。他還提到近期頗受關註的某縣委書記辭職信,稱雖然不認識這位書記,但他能感覺到這人是“真正傷透了心,不是因為待遇或機會”。
  此外,畢業不久的“90”離職公務員也表示更看重單位提供的“可能性”。2014年3月,工作不到半年的李青(化名)從湖北某地級市直屬機關辭職,跳槽到廣州的一家公關公司。談到辭職原因,她提到“從小的夢想就是奮鬥與改變,不想看著自己被困在這裡,一眼就可以忘穿未來”。
  李青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於這份偶然考上的公務員崗位,也曾試圖努力融入。像許多新人一樣,她每天第一個到單位,最後一個離開,積極去適應體制內的生活。不過這種熱情並沒能持續多久,日復一日的重覆很快就讓她厭倦,決心離開家鄉去南方尋找新的天地。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周志忍教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當下頻發的基層公務員辭職可以從三個方面解讀。一是公務員系統內部層級之間分化大,許多級別比較高的公務員所享受的福利無法覆蓋到基層公務員;二是“八項規定”以來,公務員工資日益規範福利減少,實際收入降低引起心理落差;三是晉升空間狹隘或對個人能力不自信,因而缺乏對未來的預期。
  體制內外的改革預期:漲工資+養老金並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採訪公務員群體時,“希望漲工資”這一訴求被提及最多。
  他們認為,公務員的工資差異,主要反映在基層與非基層、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以及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之間,灰色收入的差異則是拉大差距的主要因素。
  許多公務員呼籲“提低限高”,即規範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完善職務和職級並行的薪酬制度。
  事實上,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經梳理髮現,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公務員共經歷了四次大的薪酬制度改革,距今最近的則是2006年的規範津貼補貼改革(前三次分別發生在1956年、1985年和1993 年)。
  多年來,我國公務員一直實行職務級別工資制,一個級別設置一個工資標準,但這僅是公務員薪酬結構中的一部分,評定考核機制尚未確定。
  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人社部已經就“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做了專題調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2013年的人社部工作會議上表示,人社部將建立公務員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經濟觀察報》報道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專題調研組,從今年6月初開始,就在陝西、湖南等地,就公務員工資收入、人事制度等方面進行深入調研。在湖南常德調研期間,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李江表示,本次調研是為今後修改公務員法、制定相關配套政策做準備。
  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人社部皆建議,要建立公務員和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調查比較制度,作為提高公務員工資水平的參考依據,以此來形成公務員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不過,因為本身職務的特殊性,公務員提薪的建議往往容易引髮網友抨擊。事實上,關於公務員是否需要提薪,如何提薪?爭議仍然很大。
  周志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務員工資高低不應一概而論。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差異,不具有可比性,若要明確公務員收入是否合理,可以和同地區同等學歷、同等資歷也就是能力比較接近的人進行比較。
  “其實發達國家公務員工資一般比市場企業低一點,因為公務員風險比較小,低薪換穩定是合理的。我們說公務員工資低,但一直沒有好的有說服力的數據。基層工資確實相對比較低,但是根據層級相比,具體可以傾斜多少,這些要用數據和事實說話,和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認為,可以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使得政策和標準制定更加符合地方實際情況。
  在公務員制度改革的諸多期許中,另一項被廣泛期待的是“養老保險並軌”。甚至有中部某市工商局副局長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表示,“如果把之前的養老金給我補上,我立馬走人。”
  “養老金並軌”是對中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雙軌制”的一項改革措施。此前,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城鎮企業職工兩大類人員採取兩種不同的養老保險模式,享受不同水平養老金待遇的養老保險制度。
  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全國企業職工養老金平均1900元,但同期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金是其2到3倍。因為二者差別較大,改革的呼聲一直很高。
  周志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養老保險並軌是未來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但推行起來難度較大。”他介紹說,早在2009年,國家人力資源保障部便下發了“事業單位養老金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在山西、上海等5地試點,但由於涉及多方利益衝突而推進緩慢,至今沒有真正落實。
  彼時,新華網發文稱,如果讓財政負擔的八成職工的退休金先期與企業職工公平性看齊,無疑是抓住瞭解決當前養老金不公問題的要害,剩下的公務員養老金向企業職工看齊便成了“小冰塊”,要消融這些利益問題的“冰塊”就容易得多,屆時,爭擠“公務員考試”獨木橋的局面便會得到漸次化解。
  毛壽龍同樣表示“‘養老並軌制’值得期待”,他認為“養老保險並軌”對於公務員自身權益的維護也是有益的,在現有體制下,公務員沒有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如果要離職,就等於要“凈身出戶”。
  “如果實現‘並軌’,公務員轉出體制也會比較方便。還可以增強公務員這個職業的流動性,讓體制更有效率。”毛壽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稱。
  今年5月,國務院發佈《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並宣佈於7月1日正式執行,明確“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依法參加社會保險”。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亦將“改革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列為2014年重點工作。
  6月份,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黨委書記皮德海也在一個論述上表示,對於養老金雙軌制改革,社會反應很強烈,今年要拿出方案,繼續進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
  不少學者預測,事業單位員工進社保已經無懸念,公務員養老保險並軌箭在弦上。顯然,這個領域的改革也會對公務員的去留產生巨大影響。
編輯:SN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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